武林不武（上）：环城西路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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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裴子（1884-1968）：文管会主任，著名学者，杭州“三大地保”之一
郦承铨（1904-1967）：文管会副主任，著名学者、书画家
沙孟海（1900-1992）：文管会常务委员、西泠印社社长
朱家济 (1902-1969) ：文管会常务委员，著名书法家、文物鉴定家
陈训慈（1901-1991）：文管会常务委员，著名学者，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胞弟
牟永抗（1933-2017）：文管会干事，史前考古专家
汪济英（1928-2018）：文管会干事，前浙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王士伦（1932-1998）：文管会干事，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历史上的“环城西路20号”，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的代名词。
那时候，环城西路还很幽静，法国梧桐遮天蔽日。20号方位，据王叔回忆，只能在现在的照片上凿空了。
▲环城西路20号现为人民日报分社（灰色建筑），右侧即为沙孟海故居。环城西路20号旧址为图上所示位置。
最后的地标消失了，现在只能依靠文字、影像和人们的叙述，想像那曾经有过的时空。
▲上世纪50年代初，环城西路20号，文管会成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第三排右四王士伦，右六汪济英。（图片提供：汪大川）
这是一张六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浙江考古的奠基人、良渚文化遗址的重要挖掘者牟永抗从老相片簿里找到它。那时，青年牟永抗刚入文管会，家乡的兄弟前来看望。他们对着镜头淳朴地微笑，那是五十年代的笑容，是新社会当家做主的自信。那也是环城西路20号原始的模样：脚下的方砖清晰光润，身后的门窗精美气派。背景中的青砖质地，让人想到不远处的沙孟海故居，同样也是水磨青砖，西式洋房。想来当年环城西路上应该有不少这样的精致院落。
在城秘王叔的童年印象中，“环城西路20号”是一张色调饱满的彩色照片，阳光灿烂，完美无瑕。多年以后，他仍记得所有的细节：
“进门是一个30多平方的门厅，门房有门庭，可以停放黄包车。穿过长长的葡萄架，一幢三层的小楼显露出来。完全西洋风格。一式的钢窗，钢窗把手都是铜构件。窗户是凹凸纹的彩色花玻璃。所有的房间都是长条宽阔的木地板。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别墅的植物配置。我想，这个别墅的主人一定很有品位很懂得环境营造——很高的芭蕉树、很多的蜡梅，南面围墙边有大片大片的月季和蔷薇，还有一株茂盛的樱桃树。我只吃到过一次樱桃，因为春天樱桃一挂果，麻雀就来吃，根本轮不到我。
13岁以前我住在这个小院里，它建立了我最初的审美理想。”
现在，你大致明白了，环城西路20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场：它古典、雅致，充满审美情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产物。
如同六十多年前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主人公们：他们古典、雅致，并且学贯中西。
关于这一点，要到很多很多年以后，王叔才恍然大悟：“后来我才知道，曾经在这里办公的，有很多著名人物，比如书法家沙孟海，比如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弟弟、历史学家陈训慈等等。可惜，当时我太小了。”
杭州从前有“三大地保”：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据说历届浙江省主席到了杭州，都要登门拜访这三位先生。他们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都在杭州定居，是杭州人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十分尊重老先生，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出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宗祥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曾经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子，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并于1950年7月，受命组建文管会，出任文管会主任。
杭州人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1909年，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海归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刚刚坐上龙椅。
邵裴子一生并无鸿篇巨制，却赢得极高声望。他被视为“真正的长者”，“用他的身体力行，表达了他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腔热血”（杨达寿：《浙大的校长们》）。“国立浙江大学”之名落定于1928年7月，邵裴子于1930年7月接替蒋梦麟（后来的北大校长）继任浙大的第二任校长。他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学校要培养“士流”——自治、自尊、自重的学生。浙大在他手中，有声有色，苏步青就是他请来的人才。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却很高，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应当归功于邵裴子这一代世纪初的学者，他们是能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
当人们传说：“文管会是人民政府为了邵裴子而成立的”，着实是对这位长者的一种褒奖。
文管会成立之初，在龙兴路15号、今杭州军分区附近，借用一家私人诊所办公。1953年，文管会搬到了环城西路20号。这是一座建于抗战前的民国建筑，主人蔡竞平，爱国实业家，杭州闸口电厂总工程师。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平英阁”，从妻子和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可见这是一所有情意的房子。解放后，“平英阁”以五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政府，省政府把它作了文管会的办公场所。
邵裴子每周两次从家里出发，坐着黄包车，来到文管会，主持业务会议。年轻人来后，每周四下午他亲自上一堂课，主讲龙泉青瓷的知识。
邵裴子家在马市街，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墙门。老先生去世不久，环城西路20号被征用，城秘王叔家分配到马市街邵先生旧居二楼南北两间房。王叔记得搬到马市街的第一个夜晚，他端张小板凳，坐在墙门口，看到一个人推着一辆很大的木头大板车过来，停在一堆马桶前，原来是来倒马桶的。
政府本来安排邵裴子住别墅，但老先生一定要住老墙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觅得这一处极富杭州市民文化色彩的院落。
年轻人眼里的邵裴子，平易、和蔼，亦极有个性。牟永抗记得，邵先生的大儿子在皮市巷路口修皮鞋，二儿子在大连铁路当锅炉工。他一辈子与教育打交道，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上过大学，因为他主张，儿女要自立。
着长衫的宿儒，脱下西装换中山装的中年学者，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当年出入环城西路20号的人，堪称一景，形成了新旧时代的奇异混搭。
年轻人一脸新时代的朝气，长者大都面目儒雅，恂恂有君子之风。
以今天的眼光来打量，君子们个个含金量十足：有人当过大学校长，有人担任过蒋介石的秘书，有人来自故宫博物院，几乎个个是学者名流。
可是，如果他们还在人世，我想，他们更认可这样一个朴素的身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文管会的先生，个个都是传奇。
比如副主任郦承铨。二十出头已是南京城中有名的诗人、画家，年纪轻轻就在多所大学执教了。这个大学教授，却从没上过学堂。他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所请的家庭教师，都是一流学者。那年代人才也富饶，大师学者成群结队而来。
▲郦承铨先生像
1947年冬天，浙大发生“于子三事件”，全校教师罢课支持学生，教工的罢工宣言，是郦承铨起草的。
1949年春天，郦承铨正在台湾大学讲学。听说解放军要渡江了，立刻辞掉教职，冒着纷飞战火赶回来，迎接新中国。
他是个大才子，更是大时代里的热血教授。
邵裴子年事已高，文管会真正主持全面工作的是郦承铨。1953年11月，郦承铨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先生：朱家济。
朱家济，北京人，祖籍萧山。高祖朱凤标，道光年间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朱家书香官宦世家，以富收藏、精鉴赏闻名，朱氏父子，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朱门兄弟四人，皆为并世学者，尤以大哥家济最出众，不到二十岁，便以书法闻名京城，人称“书家中的书家”。可是他有世家子弟气，从不出书著述（原来牛逼的人都不太写书啊）。宁做深巷中的酒香，小众里的玩家。写字对他，自娱而已。且要娱到极致——为了写字，他特意从北京搬来一张家藏的明代花梨木长桌。这张桌子，后来成为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朱家济的到来，让文管会多了一位顶级的书画鉴定大家。说他“顶级”，绝不为过。2003年，他最小的弟弟朱家溍去世，人说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国宝”级的故宫国宝鉴定大师——抗战期间，当朱家济千里护送故宫宝物南迁，备受颠苦之际，朱家溍小弟弟还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临时工”呢。
对于朱家济的为人，牟永抗有生动的回忆：
“朱家家教极严。先生长子传本，大我十岁以上。一日我去朱家拜访，和先生坐着谈天，传本侍立在一旁。我说你坐下呀。传本说：‘在爸爸和叔叔面前，我怎好坐。’令我极为不安。还是朱先生发话：‘叔叔让你坐’，这才坐下。
朱师母名李仲容，一口京片子，个子小小，十分秀气，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听说还是李鸿章的后人。朱家与文管会很近，每逢下雨，朱师母就给朱先生来送伞。朱先生一定要回送师母到大门口，两人鞠躬告别。”
这一幕，常常看得年轻人敛心静气。
1953年起，文管会开始源源补充新鲜血液。第一批年轻人，有牟永抗、王士伦、周中夏、朱伯谦四人。他们都是华东革大浙江分校的干事，昂首挺胸的革命青年。他们不清楚要去什么单位，只晓得是省委宣传部下面、一个带“文”字的地方。
5月5日，前去报到。郦承铨先生接待。郦先生很客气地说：你们是这里的第一批青年干部，原来实行供给制，到这里就实行工资制了，享受讲师待遇。
年轻人一听，跳将起来：“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在当时，拿工资的都是旧社会留用人员。
他们跑去向组织申诉：“我们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这个单位不仅没有党员，连团员也没有！”
1953年冬天，转业干部汪济英被分到文管会。他可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英气军人。他拿着文管会的介绍信出去工作，结果，对方请他坐了一上午的冷板凳。
年轻人初到文管会，都觉得憋气——社会上认为，文管会就是搞搞古董的养老单位。但是不久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完全被先生们的儒雅和学识所折服，对文物和考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且极其勤奋。他们是在精神上彻底皈依了这些大师们所传承的博大文化。
得到先生们的指点后，王士伦不到三十岁就写出了《浙江出土铜镜》，成为全国铜镜研究的重要著作；牟永抗则坚定地走上了考古的道路，成为浙江考古的一代宗师；朱伯谦一生致力于研究龙泉青瓷，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副会长，而他们都是从这个清雅的院子走出。
邵裴子先生做浙大校长时，说过一段话：大学不同于工厂，人才的优异可以定期产出。一个学校办得划不划算，要过若干年才能看出来。
文管会办得划不划算，先生们心里自有布局谋篇。
年轻人被分批送到北京参加考古训练班。由郭沫若、夏鼐亲自授课。牟永抗、王士伦、周中夏、朱伯谦、汪济英等人，将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浙江的考古事业，将由他们一手开创。
调查组和研究组先后成立。前者负责地下文物的调查发掘，组长由沙孟海兼，后者负责地面文物的保护维修，组长由朱家济兼。陈训慈负责购置图书，抢救古籍、史料。还有一个保管组，由张任政兼——此公是王国维的学生，浙大中文系老教授。
小小的学术机构，汇集了那么多饱学之士，今天想来，真觉奢侈。
文管会的管理职能全面运作起来。
1953年，解放后浙江首次考古，在老和山（现浙大玉泉校区U字楼）进行，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晚期的文物。先生们非常关心，郦承铨一星期至少来工地两次，三轮车来，三轮车去。他东看西瞧，兴致勃勃：“又挖到了什么好东西？”他向年轻人学到一个考古术语：“文化层”。文管会开会，汇报老和山考古的进度，他兴奋地说：“文化层快要挖到了！”年轻人想笑而不敢笑——其实早已打破文化层了。
先生是那样的全身心投入，怎不叫人心生敬意。那时候年轻人只要提出方案，老先生一定全力支持。他们的学术胸襟，让“环城西路20号”的学术气氛，如院中的植被一样，蓬勃、自由地生长起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头角峥嵘的革命青年，早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一代学者、专家。时光退去了年轻时的火气，他们变得眉目温润，一如当年的老先生，洞穿世事，智慧安详。
杭州解放的时候，郦承铨提笔写下“欢天喜地”四个大字，张之以壁。
可以想像，在新的时代，被委以重任，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他的内心有多么的欢喜。
文管会百事待兴，郦承铨负责主持流散文化的收购。毫不犹豫地，他把自己的收藏——一批珍贵的甲骨贡献出来。
这批甲骨，原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藏品。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不让其落入日本人之手，郦承铨等几位读书人分头出巨资，将其全部买下。
这一捐献，填补了浙江商周文物的空白。
浙江博物馆评选过十大“镇馆之宝”，其中一件候选宝贝：“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卷》，亦是由郦承铨拍板、沙孟海经手于1956年排除万难收购而来，2011年《剩山卷》与台北故宫馆藏的《无用师卷》合璧展出时，轰动两岸。
人们公认，当代浙江的文物保护、文物考古事业，就在这环城西路20号的小院里，由这些老先生亲手开启。
他们是那样真心实意地想要融入这个火热的时代，却终究不免有手脚无处可放的困惑与茫然。
文管会里，陈训慈最无声息。小小图书室，几排书架中间，总见他戴着深度眼镜，踩着小碎步，手拿扫帚抹布，东抹西揩，就像一个孤独的小老头儿。为此他还获得了一个背后的“雅号”：“陈小姐”。
浙大龙泉分校校长、浙江图书馆馆长，这些名头，都抵不过他的另类“光环”：有一个蒋介石心腹谋士的哥哥，他自己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说来小小文管会，竟有两人做过蒋介石的秘书，另一位是沙孟海。
这样的经历，现代人视为猎奇，在当时却是包袱，沉甸甸的。
其实，陈训慈有好多亲戚是共产党员：侄子陈过（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侄女陈琏（原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乔石（陈训慈姐姐的女婿）等。只是他从来没有露过半点口风，借以炫耀自己。
仁和路工人文化宫附近有很多旧书店。陈训慈经常去逛逛，看看有无值得收购的古籍。他和这一带的书店老板很相熟了。1951年初春的一天，他踱进严老板的旧书店，严老板说起：新收的一批旧书旧纸中，夹有太平天国的文献。
陈训慈的专业嗅觉多厉害啊，马上要求看一看。这一看，不得了，竟是咸丰年间苏松太道道台吴煦保存的太平天国史料，粗粗一翻，就有好多史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陈训慈立即封存了它们，回去向文管会汇报。
文管会一调查，东西是从城头巷吴家旧宅流出的。
杭州人吴煦，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升任江苏布政使。回杭养老，看样子把太平天国的官府档案都搬回家了——文管会一共搜集了九大箱资料。
这件事，轰动了学术界。这也是解放后，浙江文保工作创下的头一个功绩。
这批史料，由沙孟海亲自押运进京，保存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后由中央拨交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沙孟海先生1988年元月7日在龙游路居所（现为沙孟海故居）
多亏陈训慈，才有这意外的收获。
陈训慈的反应，想来是一如既往的谦卑。
当年无论谁来借阅资料，陈训慈都会亲自寻找，不厌其烦，令人吃惊于他的过度谦卑。沙孟海与他相交甚久，知他生性如此。他告诉汪济英一个小段子：解放前，陈训慈担任浙图馆长时，有朋友前来借书，他热情接待，并滔滔不绝介绍有关资料，令朋友欲走不能，无比抓狂。
或许他只是真正的爱书如命。汪济英回忆：在文管会，当有些书被借走不还，或者书上插图被人剪掉的时候，是陈训慈最难过的时候。
“这幢别墅的设计是非常规整考究的。院子北面一排平房，有储藏室、厨师和佣人房——我们家属，就住在这里。”
城秘王叔回忆，当年别墅的主体部分（平英阁）用来办公，家属不能使用，但可以使用那里的设施，比如抽水马桶和电话。“电话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常常是学校里有什么三长两短，信息立即传递到家里，一顿打是逃不掉的。那个给我无数痛苦记忆的电话号码可以公布一下：22530，五位数的。”
在这个院子里，他学会了骑自行车，还养过七只会生蛋的鸡。
“1962年以前，我是这个院子里唯一的小孩，1962年以后妹妹出生了，邻居汪济英先生也有了儿子汪大川。我们一起玩到1969年的初秋。”
1969年深秋，是环城西路20号的命运拐点。院子里的人被勒令统统迁出，时代风雨动荡，深宅大院都不可避免。
1969年，文管会作鸟兽散。文管会的先生们又有什么样的命运？
郦承铨：1967年逝世。
邵裴子：1968年逝世。
朱家济：1968年逝世。
这份死亡名单上，邵裴子先生以84岁高龄病逝，生前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走得比较安详。
郦承铨与朱家济这对知己之交，分别在六十出头的年纪离开人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正值年富力强。
郦承铨的命运是从1959年逆转的。某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讲到修正主义的表象和本质时，突然发难：“我们郦主任的表象是什么？是君子。本质是什么？是伪。加起来，是个伪君子！”
会场鸦雀无声，郦承铨脸涨得通红。
在文管会的多张合影里，蓄须、戴圆圆眼镜、如绅士般的郦承铨，都是人群中笑得最开朗的那一个。从那天起，他失去了笑容。他的健康急剧下降。从此以后，他在公开场合几乎一语不发。士可杀，不可辱。
1967年3月23日，他在病困交加中去世。
1978年，在浙江省文化局为其举行的追悼会上，称他为“爱国知识分子”，赞扬先生为新中国文物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朱家济之死，令人扼腕。
1968年冬天，朱家济在文二街“斗批改干校”学习。12月29日，他去医院看病，听闻“牛鬼蛇神”里最早释放的可能是自己。回到干校，他兴奋得睡不着，多次起夜。凌晨，当他再次起身去厕所时，一跤滑倒在地，去世。
朱师母接到噩耗，只说了三个字：“太快了”。第二天，她做了一件事：自缢。从北京赶来的长子，此时刚刚推开家门。那是多么撕心裂肺的场面啊。儿子解下母亲，母亲醒来，坚决绝食。她说：“我要和你爸爸一起走，你们一次办掉。”
这个人们口中的大家闺秀、旧式妇女，是古诗中的女子：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令人感慨的是，办完父母后事的朱家子女，在离杭回京之前，把父母的家具、书籍，包括朱先生写字的那张明代花梨木长桌，以及由旧货店收购的全部家用物品的费用，一分一厘，全部上交给国家。
他们只带走了父亲的书信和日记。
1979年，朱家儿女来杭时，又特意带回父亲的日记。他们对父亲当年的同事说，只要有用，都可留下。
“我内心非常崇敬他们一家人，他们是中国真正的传统知识分子。”牟永抗说。
前些年，汪济英为朱家济先生出版了一本字帖。他说，这是我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2001年4月3日，从人文渊薮的环城西路20号走出来的王群力，就是我们现在的城秘王叔，还策划了一场雷峰塔地宫发掘的电视直播，他以这样的方式，向父辈，向曾经给予他心灵成长和生命滋养的文化前辈们，致敬，他们当之无愧，是杭州的骄傲。
上世纪80年代，环城西路20号重回故人手中。世间已无文管会，此地成为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地。
本世纪初，环城西路20号被拆除，成为房地产项目的用地。
一所精致厚重的老建筑，至此烟消云散，连同那些闪亮存在而又默默离去的历史人物。
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汪济英先生曾经说，他在小院里亲手种下过一株香樟，现仍矗立在环城西路的人行道旁。
“城秘”一遍遍去看了武林路，看了环城西路，当年“遗址”上果然有香樟，青翠有古意。但不是一株，而是两株，面对面地守望着环城西路通往都锦生的小径，犹如守望着历史的深处。我们相信，它们都依然是环城西路20号的生灵。
香樟树在说，他们来过。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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